生存权与发展权就属于综合性人权。

一、行政法理论基础论题的提出与平衡论的脱颖而出 (一)行政法理论基础论题的提出 行政法理论基础论题首先由谁提出，现在难以考证。⑩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的《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11)进一步刺激了这一主题的讨论，开启了行政法学界近二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争鸣。

行政权—公民权的二元结构对于这种复杂的政策过程，具有怎样的解释和规范能力，似可质疑。(22) 平衡论能够在此争论中脱颖而出，日臻系统和完善，除了罗豪才教授持之以恒的学术关注和北大公法学派的持续投入外(23)，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平衡论较为全面、系统地回应了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预期功能。甘文：《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63)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交大法学》2012年第1、2期。随后，杨海坤的《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后文简称杨文)一文续接了这一论题，在对为人民服务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政府论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

(16)③关于一个学科的核心及其理论模式的总结。但并非行政法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是通过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进而成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理论根基，它通过为这一体系的构架直接提供核心理念、基本范畴、主要结构等基础性支持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二)国家主权与人权国际保护的关系 主权是国家的标志，只有拥有主权的共同体才成为国家。

人权与利益表里如一、内外结合、层次分明、不可分割。尊重国家的主权，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基础，也是有效地实现人权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的根本条件。(三)法治国家是人权实现的制度保障 通观历史，治国的思想繁多，但概括起来，实质上只有两种：人治与法治。如果没有现代以来的工业生产和商业交往，就不可能出现罢工权。

商品生产必然会产生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而法权只可能是经济条件引起的结果，是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从历史来看，正义观念产生于人权观念之前，正义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

这意味着，国家和整个社会为保障某一处于弱势地位的或特殊的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创造权利实现的各种条件和提供各种特殊保护，从而使该群体的所有个人受益。在一个国家里，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应当享有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思想自由权、人格尊严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等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这是人权普遍性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不能过窄地定义人权，如认为人权就是公民权或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普遍性的具体内涵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1)人权意识的普遍性。

一方面，人权是正义的精华，而正义是人权的道德基础。所谓普遍的国际义务，是指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必须依照该组织的章程承担保护人权的义务。为此，必须对人权与权利概念加以区分。五是国际集体(或群体)权利，如民族自决权、和平安全权、环境权、发展权、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

人权理想、人权精神、人权价值、人权态度、人权文化等人权意识应具有普遍性，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理性的内容，一是指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二是指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本质与规律的共同观念和理念，三是指理智——人有克制自己不做坏事、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能力。

理性文化逐渐成为近代西方法文化的核心。国际人权标准是实施人权国际保护的准绳，是人权的共性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基本表现，它是全人类在人权领域存在的共同的利害关系与利益追求，也是全人类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的共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

(23)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538页。这关系到人应当享有人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及其伟大意义所在，是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人权基本理论问题。(14)参见前引③，徐显明主编书，第302页。全面梳理中国人权的观念史或学术史、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史，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不仅有益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对于人权教育，以及总结并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经验，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人权的应然状态，它大体相当于西方一些学者所讲的道德权利。法律保留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的依据，行政主体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作出积极的行政行为，否则就构成违法。

持此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利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拥有人权，如果将集体权利视为人权，那将颠覆人权的定义，会带来混乱的概念性偏差。⑨参见张文显：《论人权的主体与主体的人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人权，尤其是法定人权，是利益的坚实保障，利益则是这种保障的价值取向。应该从制度、政策上进行完善和改革，建立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社会环境，营造公平竞争、共谋发展的法治环境，保护所有合法权益不受剥夺和侵害。

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应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没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也就无所谓公共利益。(17)司法审查通过宪法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扩张，维护宪法的至上地位，保障人权。

(4)人权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为此，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遵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把行政权力限制在法治框架之中，以保障人权的实现。中国政府在1954年倡导的作为国际关系指导原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贯彻与实施国家主权原则为出发点，为丰富和发展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作出了重要贡献。法律不作规定，你就什么权利都没有，认为法是权利之母。

再次，和谐社会还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与对抗，制定各种政策与法律的带有全局性与根本性的一项指导方针。原文来源：《法学研究》(京)2015年第20152期 第56-79页 进入专题： 人权的概念 人权的属性 人权的分类 人权的实现 人权理论体系 。

1979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第4(XXXV)号决议，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人权，指出发展机会均等，既是国家的权利，也是国家内个人的权利。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实现人权的基本要求。

正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诉求，将正义诉诸人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正义内化为人权诉求的固有道德品质。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的观点，但认为它还不够深刻和全面，它没有进一步回答人为什么应当具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价值的问题。

正是在只承认或片面强调人权普遍性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错误的人权理论与政策误区，如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便是利用人权的普遍性干涉他国内政。而狭义的基本权利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集体。其子权利的具体内容，有些有法律依据，有些则没有法律上的规定。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此过程中，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二是由大国家、小社会到小国家、大社会的转变。

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也与国际人权法的实践不符。创造有利于人民和个人发展的社会安全条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确保每一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国家的主要责任。

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里，人权与义务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前提，每一方也在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规定性。人权的内容是普遍的，即存在一个各国都应当普遍尊重和遵守的人权共同标准。

派生权利是从原生权利中派生出来的，是对原生权利内容的补充和完善。以人为本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包括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法制的中心主体、崇尚与彰显人性、权利优位于义务、权利优位于权力、维护人的人格尊严、坚持人的独立自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